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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、高二适关于《兰亭序》真伪之争

  1965年6月,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《文物》杂志上,发表了一篇《从王谢墓志出土论〈兰亭序〉的真伪》一文,之后《光明日报》做了转载。该文认为,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(晋代)来看,《兰亭序》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,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。其次,从文章的内容来看,其作者是…

  在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,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文物》杂志均先后刊载了高二适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一文和影印的手稿。郭沫若针对高文发表了《驳议的商讨》和《〈兰亭序〉与老庄思想》两文,与之辩论。尔后,高二适也再次写了《〈兰亭序〉真伪之再驳议》一文,回敬郭沫若。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鼓励,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了一片“百家争鸣”的繁荣景象,一霎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均刊登了有关《兰亭序》真伪的论文。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,除郭、高二位外,有龙潜、启功、于硕、徐玉森、赵万里、史树青、沈尹默、高承祚、严北溟等人。双方争论的焦点,在于流传至今的晋代王羲之所写的《兰亭序》是真的还是后人之伪作。前者为肯定派,以高为首;后者为否定派,以郭为首。两派争论不休,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,故此争论,最后也没有结论。

  章士钊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,但在当时编撰《柳文指要》书稿中,也写一节《柳子厚之于兰亭》一文,借柳宗元之口,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他说:“吾近治柳文,冀于《柳集》得所折衷,盖子厚固书家也,而又精于鉴赏,凡魏、晋人之名迹,一见而断定出于谁某,不爽毫发。”接着引《邕州马退山茅亭记》中的话说:“兰亭也,不遭右军(即王羲之),则清湍修竹,芜没于空山矣。”由此得出结论说:“子厚确认《兰亭序》为右军作,虽未明涉及书,而书手不可能疑及右军以外之人,似不待论。”

  在这场争论中,章士钊虽没有直接参加辩论,但他的秘书王益之曾写了一篇《〈兰亭序真伪〉辩》寄到《光明日报》准备参加讨论。文稿经过章过目,自不待言。其内容是为肯定派助威。王文寄出后,不久他又向报社打电话,称有新材料需要补充,要求原稿退回,报社退还后,他又没有下文了。据估计,可能是察觉争论的风向有点不对劲了,所以才将稿子撤回来!

  在此期间,《光明日报》记者曾多次采访过章士钊。据主编穆欣回忆:“7月21日,章士钊曾对我报记者说: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,是一个大问题,会引起大家关注的。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,纯粹是学术问题,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。昨天在机场欢迎李宗仁和在宴会上,两次见到郭老,都谈起这件事,郭老也说欢迎大家讨论。”

  章士钊认为,郭沫若是学术界的一面大旗,但是胆子太大,高二适是专事研究章草的,功力很深。王益之寄给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章也读过。

  9月17日,章士钊又对《光明日报》记者说:我也有一篇文章(按:指《柳子厚之于兰亭》),但是不好拿出来。一个原因是,我同郭老常见面,不好意思伤感情。另一个原因是,最近听到一些风声,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,自己不出马,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,在幕后摇旗呐喊。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进了政治漩涡。而有次碰到郭老,他也对我说:“高二适文章写得好嘛,但是为什么要那样生气,对待《兰亭序》像对待宗教一样,不能动一点点。”这话使我警觉起来,这个问题现在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了。

  由此看来,章氏秘书抽回已经寄到报馆的文稿显非偶然,该同这里所说的“风声”不无关系吧! 综上所述,可见当时章士钊在这次大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,同时也可看出其政治嗅觉很敏感。郭沫若上述之表态,不是没有来头的,据《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》一书作者云:“郭沫若看过康生8月17日的信,当天就把所写的《〈驳议〉的商讨》和《〈兰亭序〉与老庄思想》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。很快看完了清样。8月20日,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: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,均已收读。文章极好。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。看来,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,有所批评,即成为“非圣无法”,是要准备对付的。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,是否如此,请酌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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